父亲——乐韵寄深情
父亲向来寡言,一生都将工作视作生命的根基,一年四季,皆是早出晚归的奔波。他的身影,总在我们的生活里若即若离,于我们而言,时而带着陌生的疏离,时而又满是触手可及的亲切。 父亲是搞石油机械的,是那个年代滑伐专家,作为子女的我们很有优越感,就是这样一位视工作为生命的父亲,对音乐却有着不同凡响的挚爱。 家里有他去苏联学习时带回来的唱机,还有一台父亲仿照苏联样式打造的音响,高约有一米五,那是他亲手打磨而成的。两侧嵌着存放唱片的木柜,中间安放唱机,下方是厚重的喇叭箱。每当乐曲从音响里缓缓流淌而出,父亲便全然沉浸其中,眉眼间满是沉醉,总会轻声唤我们上前,温柔地说:“来,听听这曲子,要用心细品。” 年少的我们,总会乖乖凑到一旁认真聆听,可一曲终了,面对父亲“听出是什么乐器了吗”的询问,我和妹妹只能懵懂摇头。那一刻,我们看见父亲眼底掠过的淡淡失望,这些深深的烙在我的记忆里,历经岁月,依旧清晰。 待到我们步入中学,父亲再听音乐时,便会细细讲解,告诉我们乐曲里藏着多少种乐器,教我们用耳朵捕捉旋律的婉转优美,用心感受音乐带来的欢喜,学会分辨不同乐器的声响。也唯有在音乐相伴的时刻,我们才能看见父亲截然不同的一面:不再沉默寡言,而是亲近随和、侃侃而谈。他常挂在嘴边的那句“喜欢音乐的人聪明”,藏着他对音乐最纯粹的热爱。 文革那年,我尚且年幼,父亲也难逃被批判的命运,可他对音乐的热爱,从未有过半分消减。犹记那个寒冬的夜晚,天色漆黑,妈妈做好晚饭,久久等不到父亲归来。直到深夜,他才推门而入,只淡淡说了句“站板凳了”。母亲满心担忧,一边慌忙帮他脱下外衣,一边急切追问缘由。 父亲却毫无忧伤,反倒语气风趣,笑着说起自己被批“洋奴哲学、爬行主义、崇洋媚外,连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”。母亲听得眼圈泛红,他却仿若无事,习惯性地打开音响,让悠扬乐曲驱散满屋的沉重。音乐,便是父亲调节心绪的唯一方式。那段特殊岁月里,楼道贴满大字报,我们回家都要弯腰前行,可我从未见过父亲流露半分沮丧,他始终乐观向阳,这份从容,大抵就是音乐赋予他的力量。 文革时,家中珍藏的老唱片都被抄走了,父亲并没有消沉,不时的带回徒弟们送替他购买的文革时期的新唱片,家里还有为数不多的老唱片,据说是文革后,也是他那些小字辈替他辗转多处寻回来的,父亲将它们视作心头至宝。 后来父亲病重卧床了,父亲总让母亲为他放最爱听的那首苏联歌曲《红莓花儿开》,一遍又一遍地播放,他微闭着双眼,嘴角噙着浅笑,在熟悉的旋律里安然入眠,睡得安稳又香甜。 每逢父亲忌日,我总会轻轻翻开影集,凝视着全家福里的父亲,泪水悄然滑落,心中满是万千感慨。他将毕生心血都倾注于事业,活得赤诚而成功,他因忙碌,对家庭、对子女留下了些许亏欠,却始终无怨无悔。这样的父亲,在我的心中,平凡却又伟大。 父亲节了,提笔写下父亲与音乐相伴的点滴往事,短短文字,道不尽满心的思念。谨以此文,追忆我心中最敬佩、最亲爱的父亲,愿九泉之下的他,依旧有乐声相伴,岁岁安然,喜乐常伴。 洛汐写于2020.6.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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